〔药王庙〕

　　清代，汉口市场繁荣，百货纷呈，再加上交通便利，“江湖连接，无地不通，一舟出门，万里唯意”。众多本省及外省商贾，群集于斯，商业行帮组织如雨后春笋。其中，最有实力者为八大行帮，即盐行、茶行、药材行、粮食行、棉花行、油行、广福杂货行和纸行。其中，药材行始终在八大行中占有重要地位。清末，汉口已有药材行28家，年贸易额白银三百余万两。道光年间（1821—1850年），汉口药材行业已形成的行会组织有：三皇殿，系汉口药材行的会馆，建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旧址在药帮巷附近；药王庙，系覃怀帮药商的会馆，建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地址在药帮大巷西侧；建于嘉庆年间（1796—1820年）的仁寿宫，系江西清江帮药商会馆。在汉口这些药材会馆中，规模最大亦最著名的便是药王庙。

　　药王庙，由河南怀庆府河内县、武陟县、温县、孟县在汉口的药材商集资兴建，主持其中的是贾椿园与陈荆山。药王庙初名“怀庆会馆”，乾隆年重修时，改名“覃怀药王庙”，其性质“纯粹怀药营业”，凡西货、西药、京杂货商号不准入帮。今天，在药王庙残存的建筑物墙上，尚有清末补刻的石碑两块，这两块碑文详细地记载了药王庙的确切范围与修建时间，是考证药王庙及其附近一带历史变迁的有力佐证。其中，有一块碑刻的是吴来雨卖地契，说的是吴来雨“将自置荒地一大段，坐落循礼坊，坐北朝南，北至堤，南至街，东到大巷，西至杜家巷”，“卖于怀庆会馆，修建覃怀帮药王庙名下为业”；时间是“清康熙二十八年”。这份卖地文契，不仅详尽地说明了当时怀庆会馆买地是为了修建“覃怀药王庙”，而且，庙址北至长堤街、南至新安街、东至药帮大巷、西至杜家巷，四周墙界，如今尚历历可考，可见其规模之大。另一块石碑是张本原的卖地契。张本原将“祖遗后湖荒地一段，因逐年淹没，难于收获，合家商议，情愿贱售，另图生理。先尽亲族，均不承买，请凭中证说合”，甘愿“卖于覃怀帮药王庙名下为业。其地坐落循礼坊，水涨为濒湖，水退为荒地。其界东抵新安书院、自新堂界；西抵西会馆界；南抵某地并雷祖殿后界；北抵新安书院界……时价大钱壹百串”，落款时其也是“康熙二十八年”。从碑文中可见药王庙当时范围之大。

　　乾隆年间（1736—1795年），汉口药材业更为发达，成为汉口商业一大行帮，称为“药帮”，尤以药王庙四周药材行更多，故把庙附近的一条街叫“药帮大巷”，附近小巷也分别叫药帮一巷、二巷、三巷等。由于覃怀药商在汉口人数众多，而又颇饶资财，故在乾隆年间除了重修药王庙外，还在药王庙东侧修了一座别墅叫“豫成园”，地点正当今六水街口一带，据清人程耕云的《豫成园记》所载，园内不仅有亭台楼阁，而且有池沼假山，“轩窗明画，花木扶疏，别饶幽致”。《豫成园记》中描写园中之楼是“绀榭细楹，朱甍碧瓦，摩天百尺，踏云一梯”。楼且如此富丽堂皇，其他可想而知。至晚清，豫成园毁于战火，以后又为民居所取代。但如今人们在六水街口路侧，仍可看到残留的汉白玉雕花石柱础，尚可供人考其遗迹。

　　汉口辟为通商口岸后，西药渐渐进入，中药材便不如过去那样兴旺，药王庙也逐渐开始冷落。进入民国后，药王庙改为“覃怀小学”，解放后，学校更名为“药帮巷小学”。因原有的建筑物及药王大殿年久朽败，遂将其拆除，兴建了教学大楼与办公楼。在修理加高学校操场时，原有的大殿前浮雕石龙台阶也被埋入地下。今校园后残存的大量建筑物，已改为民房，但人们从残留的高大厚实的外墙上，仍依稀可见当年建筑的痕迹。庙东的豫成园旧址，除建有一些宿舍楼房外，还在附近修建武汉市第四十四中学（今武汉市财经学校）。如今，只有少数老居民知道“药王庙”这一名称。

　　〔新安书院和新安市场〕

　　清康熙七年（1668年），由徽属六邑（今安徽省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绩溪和江西省婺源6县）仕商组合，在六水分源的荒地上，建新安公所。后于康熙三十四年又改建为新安书院，康熙五十六年扩建西厅，康熙六十年修建学堂。雍正十三年（1735年），徽商在南端汉江边开辟“新安码头”，修建了魁星阁、紫阳坊，北接新安书院，更具规模。乾隆四十年（1775年），修建新安街道，并新建房屋数十栋，租与人居住，取其房租费作为新安书院春秋祭祀之用。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河南怀帮药商来此地投资，购置了约25亩后湖荒地，除修建了药帮一巷、二巷、三巷和药帮大巷作为怀帮药商宿舍和药栈外，还修建了一座药王庙，覃怀会馆就设在庙里，并在这一带经营药材生意。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山（西）、陕（西）旅汉商人筹资公建了山陕会馆（即西关帝庙），修建了关帝街和保寿桥，作为山陕同乡联谊和仕商避暑、寓居与经商之处。此后，岭南会馆（后改为广东会馆）、宁波会馆、江西公所、广义公所等先后建立于此地，并陆续修庙（凤龄禅寺、沈家庙、准提庵、解脱庵）、建桥（延寿桥、九如桥）、开行栈、修民舍、办商店。于是，新安街便逐渐发展成为行栈、手工业和商店集聚之地，形成了老汉口镇著名的新安市场。

　　属于新安市场范围内的药帮一巷、药帮二巷、药帮三巷、药帮大巷、九如桥、大生巷、大夹街一带是一个药材商业中心，是全国药材在汉口的集散地。各省经营药材的大商，为了占据药材市场而结成帮会。所以有些省的药帮和会馆、公所都设在新安街。这些省做药材生意的人，大多数都住在自己的会馆内，带来的药材就存放在本帮会馆的仓库里，以便进行药材交易。

　　新安市场范围内的汉正街中段及新安街、大夹街一带，以经营百货、布匹、参燕、银楼、餐馆、茶社者较多。小夹街则以经营土产、海味、鞭炮者较多。大火路至长堤街一带，以经营小铁器、竹木等手工业为主。关帝街至广东巷一带，以做木屐、雨伞为主，聚集有34家雨伞、木屐店铺，较有名的苏恒泰伞店就是其中的一家老店。苏恒泰雨伞、木屐不仅畅销汉口，还远销全国各地。

　　新安市场是老汉口镇发展中期，由外省客商大量迁入而形成的繁盛之地，名闻遐迩，历久不衰。它为老汉口镇的繁荣与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随着时代的变迁，新安市场也起了变化。有的地方办起了各类型的工厂，有的地方修建了职工宿舍，有的地方成了居民区。新安市场的范围逐渐集中于大夹街、小夹街、新安街、汉正街一带。

　　〔淮盐巷〕

　　汉正街紧靠武圣路处，有一条300多米长的小巷，名叫“淮盐巷”。清代，这里是贩卖淮盐的商人集中居住和交易的场所，曾经盛极一时。

　　武汉淮盐运销的来历，最早要追溯到明代。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建立由商人垄断公盐运销的制度，即所谓“纲法”，由商人运销的盐便叫“纲盐”。据《汉阳县志》记载，万历初年，盐商的巨大盐船在许多小郡无法停泊，便“群聚武昌之金沙洲，嗣以岸善塌，惟汉水入江之处水势稍平，故盐船皆泊其上游，此汉口盐行之始也”。因为汉水沿汉正街一带的码头便于停靠大型盐船，从此，淮南纲盐就由长江船运至汉口停集，然后再分销湖北省各州县口岸。汉口的淮盐经销业务，逐年不断兴旺。至清代乾隆年间，清户部规定湖北、湖南两省淮盐在汉口分销，汉口镇的“盐务一事，亦足甲于天下，十五省中，亦未有可与匹者”（乾隆《汉阳府志》）。淮盐巷因地处汉正街中段，又靠近汉水的各大码头，很自然成为淮盐贸易中心。

　　清代额派淮盐的办法是发行“引凭”，每“引”可贩盐364斤。雍正、乾隆年间，湖北额派淮盐557 092引，后又加至559 618引，合203亿余斤。汉口盐业在嘉庆、道光年间更盛极一时，至咸丰元年（1851年），运销淮盐达4亿斤，各地盐商纷纷集居汉口，形成“十里通津驻盐艘”的盛况。这段时期，也是淮盐的鼎盛时期。此时，由于盐价不断上涨，盐商们都发了大财。康熙年间，每引盐价银四两四钱（《续辑汉阳县志》），而到了清末，每引盐竟卖至银三十余两！当时便有人慨叹：“楚中数百万生灵之膏血，无不输于淮上。”

　　盐商们发了财，便大肆挥霍，在汉口盖起许多园亭，《汉口丛谈》记载江苏丹徒盐商包云舫，经营淮盐“手致数万金”，他修建的怡园，为“汉上胜地”。辛亥革命以后，纲盐制度废除，盐商们有的改业，有的回原籍，淮盐巷便冷落了。

　　〔观音阁〕

　　在汉正街中段不远处，武胜路与利济路之间，有一带地方泛称为观音阁。附近有观音正巷、观音大巷、观音小巷等。

　　据传，清初有个木材商从四川运送一座高一丈六尺的大观音菩萨木像，打算送往东海的普陀山。行船至汉口，他改变了主意，把观音木像寄放在这里，开始只搭了一个竹棚来供奉菩萨。时间长了，迷信神灵的人出面筹募，修建起一座较具规模的“大观音阁”。据说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有个9岁儿童曾玥，为该阁写了“觉悟群生”四个大字做匾额。由于这四字书法劲秀，使观音阁更增名气，成为当时汉口的游览之地。咸丰元年（1851年），阁殿虽遭洪水淹没，但到咸丰七年又得到重修。当时，每年阴历二月十九日，所谓“大士诞辰”，前来游览祭祀者络绎不绝——“桥铺松板树垂杨，逐队娥眉信步行；水墨轻衫红袖袄，观音阁里去烧香”。从这竹枝词中可见当日盛况。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夏口县同知冯将这里改建为“黉宫”（学府），把观音像移入痘姆祠（今武胜路西侧洪湖巷）内，寺僧一并迁入该祠。不久，黉宫改为孔庙（又称文庙、圣庙），建筑规模越来越大。据记载，全盛时的孔庙有殿7间、月台1座、东西廊各7间、御碑亭2座。此外，这里后边有崇贤祠、月弓桥、棂星门以及“道冠古今”、“德配天地”牌坊等。当时，院内还有“状元桥”（即卧龙桥），桥两侧有“卧龙潜渡”、“黄海飞虹”各4个石刻大字。民国以后，这里有些建筑物逐渐被毁，但主殿尚存。每年都有官僚士绅在主殿举行祭礼大典，装腔作势，煞有介事。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后，日本军阀及汉奸也继续来此举行祭孔典礼，愚弄人民。

　　解放后，武汉市人民政府接管此地，利用旧有建筑物办起了武汉市人民文化馆，1953年改为硚口区人民文化馆，成为辅导全区群众文化活动的场所。如今，殿宇已成为历史遗迹，代之而起是新的楼房，观音阁仅仅作为一个地名留下。

　　〔两处“四官殿”〕

　　提起四官殿，汉口的居民往往只想到江边轮渡码头。可是在清代，汉口却有两个四官殿：一个在今江汉区内；另一个在今汉正街五显庙（今武胜路）一带，此处四官殿，因早年毁于战火，故少为人知。

　　据《汉阳县志》载，为汉口居民熟知的四官殿“在汉口大智坊，清顺治中（1644—1661年）邑人瞿恒岳建”，康熙六年（1667年），曾加以重修。这处四官殿的变迁情况，《夏口县志》有较详细的记载：“四官殿向在黄陂街下段通衢间。殷贾云屯，人烟稠叠。自经辛亥劫火，未复壮观，今即遗址，改建民房，规模顿异。”由于这处四官殿地处闹市，人烟稠密，因此，虽已不存，仍然为居民所熟知。据《再续汉口丛谈》考证，殿内“供有四官，即天、地、水、火也。三官始于黄巾，而道士家因之，不知何时益之以火？”可见所谓“四官”，是指天官、地官、水官、火官。汉末黄巾起义，供奉天官、地官、水官。汉以后，再加上火官，便成为四官。火官又称火神、祝融。

　　另一处四官殿，在汉正街一带。《夏口县志》称，这四官殿在居仁坊“五显庙下”。因在清咸丰五年（1855年）与五显庙同毁于兵火，未加重建。咸丰八年（1858年），五显庙重建，四官殿则未重建。辛亥首义，五显庙被毁，未再修复，因此汉正街的这个四官殿便鲜为人知了。

　　汉正街的这处四官殿，在清代中叶也是个十分热闹的所在。特别是元宵节，这一带卖花灯的很多，卖者不呼灯名，但呼“活的、活的”。清道光年间刊行的叶调元《汉口竹枝词》，有一首描写当年汉正街四官殿卖灯的情景：“四官殿与存仁巷，灯挂长竿样样全；夹道齐声呼活的，谁家不费买灯钱？”可见这处四官殿，在当年也曾热闹一时。

　　〔金庭巷与金庭公店〕

　　汉正街在清代因官署甚多，故名“官街”。就在这条街中段南侧，有一条长不足五十丈，宽仅四尺的小巷——金庭巷（今汉正街之南，多福路、大水巷之东）。别看它窄狭短小，却是汉口历史最悠久的古老巷道之一。在清代中叶，还是汉口行政区划的标志。

　　金庭巷的出现，要追溯到清雍正元年（1723年），江苏吴县的商人在此修建会馆，会馆建成后，因吴县有山名“金庭山”，为寄托思乡之情，便取名“金庭会馆”。会馆“规模颇大，前抵官街，后抵襄河（即汉水）”，是吴县在汉商人联络感情、商量事务的场所，也有不少商人寄寓此间。

　　金庭会馆始建之初，因其规模宏大，又地处汉正街中段，清官府便以其作为行政区划的标志。清雍正五年（1727年），汉口设仁义、礼智两个巡检司，下辖居仁、由义、循礼、大智四坊，两司汛地便以金庭会馆为界。

　　清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攻占汉口，吴县商人大多回原籍，金庭会馆被毁后只剩一片瓦砾。不久，这块废墟为一个法国传教士所占，打算在此修建教堂。原业主不服，当地居民也十分气愤，便向清官府控诉。尽管官府怕洋人，但慑于众怒难犯，法国传教士也害怕激起民愤，结果由吴县商人收回原业。因无力修复旧观，便转卖给湖南商人，由长沙、湘潭、常德、益阳、宁乡5埠商人集资，重新修复，改名为“金庭公店”。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英国传教士杨格非来到汉口，就住在金庭公店。尽管他十分喜爱这块地方，但有了原来的教训，他不敢在此建教堂，便在大夹街建了一座礼拜堂。清末，金庭公店毁于战火，从此再未修复。居民在废墟上筑基建屋，后逐渐成为一条狭窄的巷道，这便是金庭巷。

　　〔汉正街的“火路”与“水巷”〕

　　在汉正街众多的街巷中，有许多取名“火路”或“水巷”的，如大火路、小火路、新火路、大水巷、老水巷等。考查这些街巷，可以看到时代进步的缩影。

　　汉口在没有自来水的时候，居民虽有用井水的，但由于这里井水杂质多，水味苦涩，不宜饮用，又加上人口稠密，寸土寸金，许多人家无法打井，人们只好到襄河（汉水）去挑水。当时，每天下河挑水的人川流不息，更有以挑水为生的人，那些专门为挑水方便而开辟的巷道，人们便称做“水巷”。现在汉正街中段，由汉正街向南直抵汉水的大水巷，就是其中较为宽的一条。因为挑水者终日络绎不绝，巷内整天湿漉不堪。清人徐远志写的《汉口竹枝词》中，就有一首咏水巷的，其中后两句道：“九达街兴多水巷，炎天时节不曾干。”20世纪50年代以后，家家用上了自来水，这里再也没人去河里挑水了，往来如织的人流中自然也不再有挑水伕的身影了。

　　“火路”则是人们同火灾作斗争的产物。因为汉正街一带房屋密度很高，而当时的房屋，除一部分是砖木结构外，大多数是木板房和茅草棚，加之照明用的是油灯和蜡烛，经常发生火灾。“偶一失慎，势成燎原”。为了防止火势蔓延，居民在建筑房屋时便有意留下“火路”，以便于发生火灾时抢救。其中大的巷道叫“大火路”，较小的巷道叫“小火路”。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具有相当的防火意识。

　　〔新河巷〕

　　在汉正街下首，距汉水200多米处，有一条与汉水平行，东起广福三巷，西抵大水巷，长约四十丈、宽丈余的小街，名叫新河巷。这条小街是清代官府为阻止汉水入江处两岸崩坍的一次失败性尝试的历史见证。

　　汉水自明成化初年改道以后，入江处迂回曲折，上游水势湍急，至此因水泄不畅，便冲刷两岸，两岸崩坍十分严重。到清代中叶，沿河整条街道都付诸流水。《汉口丛谈》云：“大码头上下，旧时亦有河街，近因水决岸聩，逐年崩溃，直达正街矣！”而“揆其原因，是镇锁上游水口之黑山，开山凿石，水流无拘，冲击下游，影响所致”（《夏口县志》）。为此，清官府早在嘉庆年间，便立碑禁止开山采石。汉阳诸生徐鹄，有一首《汉口竹枝词》道：“水府关前上小舟，间来好作过河游。丰碑有禁明化在，莫向山中打石头。”

　　但是，一纸空文并不能禁绝开山采石，每到“春夏之交，襄水暴发，沿集稼嘴、大码头南北两岸”依旧崩溃如故。因此，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上宪查勤，特开新河一道，以杀水势。上自永玉河、下至王天泰炉坊止。其中包括码头七处：永玉河、大码头、五彩、永宁巷、大水巷、广福巷、沈家庙”（《夏口县志补遗》）。但到民国六年（1917年），这条人工河渐渐淤塞，附近居民，搭盖房屋，变为市廛，成为人烟稠密的居民区。因这条街正当“新河”河床，故取名新河巷，一直沿用至今。

　　〔武胜路〕

　　在汉正街上首的武胜路，是连通武汉三镇的交通要道。这里旧有一座武圣庙（清代称五显庙），此庙在清咸丰五年（1855年）太平军进攻汉口时被焚毁，咸丰八年（1858年）又重建。此处河边与对岸的渡口，旧时也称武圣庙码头，故此路取名武圣路。20世纪70年代初，取其同音，更名武胜路。

　　20世纪30年代初，武胜路南段是一条狭窄的条石街道，靠近汉正街一段街边行栈林立，摊档相接，十分热闹。靠近长堤街一段则与许多人烟稠密的巷道，如仁里巷、永安巷、福田巷、九莲巷、痘姆巷等相接。武胜路北段（中山大道以北）则是一片菜地，杂有许多荒田、藕塘，只有少许零星棚户，十分冷落荒凉。

　　抗日战争武汉沦陷期间，这一带划为难民区。民国三十年（1941年）9月，伪汉口特别市政府的工务局，开始至此拆迁住户，拓宽巷道，改修为可通车辆之碎石路面。但直至抗战胜利，路仍未修成。

　　建国后，1954年，在武圣庙码头修建江汉桥，同时翻修拓宽武圣路。第二年，便建成了一条宽40米、厚43厘米，长1 200米的沥青混凝土路，南接江汉桥直通汉阳，北通解放大道。武胜路也成为武汉三镇交通最繁忙的道路之一。

　　〔汉口宝庆码头〕

　　旧汉口素有“打码头”一说，地处今汉正街辖区东端、长江和汉水交汇处的宝庆码头，就是当年“打码头”的典型处所。

　　清代，由于汉口镇商业的不断繁荣，特别是汉正街的发展，吸引了许多民船来此停泊，其中以湖南宝庆府所属邵阳、武岗、新宁、城步、新化等5县最多。宝庆府5县，盛产煤炭、木材、纸张、烟叶、茶叶、石灰等物资，每年都有大量商品倾销汉口，多靠民船运输。5县之中，又以新化县的产品和运输船只最多，尤以木材为大宗。

　　毛板船是新化和邵阳特产，其结构简单，制造容易，不计较木材质量，用土产松木板制造，船面粗糙，只刮灰不打油，设计用一次，故成本低廉。由邵阳或新化装载煤炭，运到汉口，船与煤一起卖。或者先卖煤，后卖船，走水一趟获利颇丰。毛板船拆毁后，好的可做建房楼板，破烂板子可作薪柴燃料。

　　宝庆人长年驾驶浩浩荡荡船队或木排，顺湖南资水进入洞庭湖，再沿长江东下，直驶汉口。许多民船抵港卸货后，不跑空途，满载宝庆5县所需物资诸如食盐、海带、砂糖、药材等返航，每年商品交易数额巨大。宝庆人有首民谣称：“头顶太阳，眼眸邵阳，脚踏益阳，身落汉阳，尾摆长江掀巨浪，手摇桨桩游四方”。这首民谣道出了宝庆船民长年航运生活的艰辛。

　　清嘉庆元年（1796年），宝庆府人在汉口建立了本帮专用码头——宝庆码头。但因船只往返，水路遥远，时间长，没有留船留人看守，致使安徽帮乘机抢占，不让宝庆帮船只靠岸。由此引起宝庆帮、安徽帮两帮之间长无休止的码头之争。起初，宝庆帮连连失败。

　　嘉庆中叶（1807年前后），宝庆帮出了一个青年船民何元崙，系新化县黄牛山人，文武兼备，颇受帮人敬重。为了夺回码头，他出谋策动当时在清廷任侍读学士的新化同乡刘光南出面干预。据传，刘光南运用权势，勾结官府，在今大水巷附近河边，背对汉水，向东、西、北三方连放三 箭，以箭落地为界，划定宝庆码头和宝庆帮船民居住区域，由何元崙等看守码头。但是，徽帮不甘心就此退出码头，恃仗财力，纠集徽籍船民，企图以武力夺回，为此发生多次械斗。咸丰六年（1856年）的一次大械斗，死10人，伤者无数，徽帮败阵。宝庆人乘机扩大地盘，把上至大水巷、下至沈家庙、内至广福巷的大片地区划为宝庆帮所有。此后，为争夺码头，两帮打架和局部械斗仍时有发生。

　　清末，两帮再兴诉讼，由于双方各有豪门权势支持，汉阳代理知府陈庆煌左右为难，只好责令：“谁穿上烧红铁靴走三步，码头就归谁所有。”宝庆帮一个理发匠穿靴走了五步倒地，于是码头断归宝庆人所有，宝庆码头因此得名。至此，湖南宝庆帮由控制汉口木材生意直至把持码头业务的地位，已十分稳固。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宝庆帮帮主何元崙主持修建宝庆会馆，并被推选为首届会长。是时，居住在宝庆码头一带的湖南新化、邵阳、武岗等地船民已有数千人。至民国时期，宝庆码头区域建成六街八巷，人口增至四五万人，被称为“新化第一县城”。

　　抗日战争胜利后，宝庆码头为招商局和民生轮船公司停泊之所，各地民船也麋集于此，宝庆帮船只插不进档。宝庆会馆交涉无果，遂邀请国民党七十三军五十五师师长、新化人梁子禄等帮忙，梁子禄调来机枪连，采用武力威吓，逼迫对方把轮船开出码头，交还宝庆帮。

　　自清嘉庆年间起，围绕争夺宝庆码头而展开的流血不流血的争斗，持续140年之久，直到1949年5月武汉解放方告结束。

　　轶闻传说

　　〔沈腊狗黄鹤楼飘金〕

　　清朝末年，汉正街九如巷茅草棚里住着个寡汉条，姓沈名元喜。他从黄陂乡下逃荒到汉口，本想闯世界，挣家业，谁知在这里无亲无戚，又没有手艺，只得挑担竹篓子每天在硚口汉水河边、汉正街、长堤街一带游串，一收荒货，二拣渣滓谋生。幸亏他无挂无牵，一个吃饱，全家不愁，凑凑合合一混到了三十大几岁了。

　　有一天，沈元喜挑着破篓子拐进谦祥益对面的小巷，有一声无一声地喊着：“破铜烂铁换钱，破布烂渣滓卖钱！”抬头看到金庭公店院门打开，一个七老八十的太婆跟他打招呼：“收荒货的，这个东西要不要？”他接到手里一看，是个糊满泥巴、乌漆马黑的锈铜块子，就随口开了个价。那太婆像是这家大院看门烧火的老妈子，也没还价，拿着几文铜钱转身进去了。沈元喜又转了几条巷子，没有碰到其他荒货生意，就折到永宁巷河边拣渣滓去了。到了晚上，他把篓子里杂七乱八的破烂倒到地上，顺手拿起锈铜用破布擦，预备过几天去卖十几个铜钱。哪晓得越擦越亮，等到泥锈斑刮干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老天爷！这荒货原来是黄光亮晶的金砖！

　　沈元喜喜从天降，一夜都没睡着，翻来覆去地琢磨这里面的名堂：听老汉口人说，这金庭公店原是清朝初年一个大官置办的家产，里面有好几栋几重深的庭院，还有个大花园，庭台楼阁，相当气派。后来这官老爷不晓得为何事得罪了皇帝，乌纱帽丢了，金庭公店也随着冷落破败，主人很少光顾这里，庭楼冷冷清清，花院杂草丛生，现如今只有几个老仆女佣长年住守看管。古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种地方，多少总还有些未被人发现的值钱的东西。沈元喜越想越觉得这回自己的运气来了。

　　第二天大清早，沈元喜埋好金砖，把棚子里所有的破烂作一担挑到宝善堂边荒货市场变成现钱。然后，笔打笔直挑着篓子向金庭公店走去。离院子蛮远他就扯起喉咙喊起来：“破铜烂铁换钱！破铜——烂铁——换——钱——”活该他行时，没喊到几声，昨天那个太婆真又开了门招呼他：“收荒货的，院子里很有一些破烂没得用，看你要不要。不过，要收就一起卖给你，我要清场子。”听到这话，沈元喜差点喜昏了，但表面上装出无所谓的样子，说：“太婆，我们收荒货也蛮遭孽，有时收到累死人的也赚不到几个钱，先看了东西再说。”

　　太婆领他进了院子，指着墙角说：“破铜烂铁和砖头瓦块混在一起，你自己挖一下，清出来归个堆，一次都卖给你。”

　　他走近一瞧——乖乖，光浮面上就有三四块昨天那种货。于是二话没说，拿了个锄头三下五去二地把宝贝全部从砖瓦堆清理出来。为了不让太婆起疑心，还有意把锈铁汤罐，断火钳之类的真荒货混在里面，故作正经地跟老太婆讨价还价。当然，最后他还是用身上所有的钱买下这两篓“荒货”。出了院门，他挑着担子七弯八拐，在街头巷尾转了几个圈，直到证实没得人跟着才溜回九如巷茅草棚，实实在在地发了一笔横财。

　　沈元喜虽没有文化，人还蛮精，晓得“财不漏白”的道理。他把那批金砖找了个安全地方埋好，只拿了一块变成现钱做本钱，在升基巷口开了个卖衣服的小门面，再也不去收荒货、拣渣滓了。为了不让别人看出他的暴发，头几年他时时处处省吃俭用，还亲自下江浙、上四川，东跑西颠，风风火火。等街坊同行们都认定他是个做生意的好料子之后，他才动手一步一步扩铺面，请伙计买房子，把生意越做越红火。不久，夹街上一个同业老头看中了他这个殷实有为的生意人，决定把女儿许配给他。这样，沈元喜也就规打规矩地成了家、立了业，成为汉正街商界有头有脸的老板级人物了。

　　沈元喜成婚之后，生意越做越发，有了铺子、房子、金子、妻子，可是心里仍有一本难念的经：自己已年过四十，老婆嫁过来几年却没有生下一男半女。为了治这心头之患，他不惜重金四方求医拜佛，一门心思地想有个传宗接代的后人。说来凑巧，经过几年的折腾，在他满四十进五十岁的那年腊月间，沈太太居然真的生了，而且是个男孩，沈元喜五十得贵子，喜出望外，认为这是神佛和祖宗的保佑，于是就在升基巷旁边大兴土木，盖起一座宗庙，长年供奉菩萨和历代祖宗的牌位，取名沈家庙。时隔不久，又在沈家庙旁边修了一个同样大小的花厅。因沈家庙与花厅之间只有一步远的间隔，中间的巷子取名为一步巷（后名怡步巷），花厅也定名为一步厅。沈元喜每天从店铺到沈家庙祭拜后穿过怡步巷到一步厅享受天伦之乐，好不潇洒快活！

　　再说他那独种儿子因是腊月出生，取名叫腊狗。可腊狗打从娘胎落地就爱张着嘴巴瞎哭瞎闹。等到稍大一点，哭倒是不哭了，变得蛮喜欢笑，可那大嘴巴一咧，“嘿嘿”几声，就一个劲地傻笑不停。笑过之后，他可以两眼发直的一坐一整天，硬是一句话都不说。沈家两口子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四处寻医访药，这种先天性智力低下的病，一时哪里能诊得好，他们想，儿子傻是傻一点，毕竟是亲生骨肉，对他仍然是要星摘星，要月捧月，一味迁就。就这么冬去春来的，等腊狗长大时，养成了疏懒好吃、挥金如土的坏坯子。沈元喜几次预备叫腊狗到沈家铺子里帮助主事，接他的班当小老板，可他硬是不理睬。没有法，沈元喜也只有听之任之。

　　有一回，腊狗过生日，沈元喜拿出一满箱的纯金叶片当作礼物送给他，嘱咐他用此作本钱去学点生意。腊狗连连点头，没过几天，他捧着箱子坐船过江，笔直爬上江边的黄鹤楼，从楼顶把金叶片往下面乱抛，看着金叶片有的飘落江水，有的飘落到楼下被人你抢我夺，腊狗一个人在黄鹤楼上傻笑。从此，黄鹤楼飘金的事就在武汉三镇传开。腊狗从武昌回来后，他的亲娘就为此一病不起，没过几多时，硬是被怄死了。沈元喜也明白这儿子是傻到了地头，没得诊了。于是，他只好赶在自己百年归天之前为腊狗找一条生存的出路。经过几个月的考虑，决定把往日存下的金砖一部分暗地里打铸成铜和尚供在沈家庙祠堂里，雇请了几个厚道的和尚和老伙计共同看管。另一部分用来资助九如桥与百家巷（今柏家巷）一带的老街坊，解决他们衣食住行上的困难，借钱给他们跑生意、做买卖，既不收本也不要利，只有一个回报条件：就是自己百年归天后，如果腊狗缺吃少穿时，拜托各家轮流照管吃饭，这样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家照顾三四次，腊狗也就能衣食不愁了。这百家居户被沈元喜的爱子慈心所感，众口一声应允下来。一晃又过了几年，沈元喜终于卧床不起，临死之前他拉着腊狗的手说道：“放账莫收账，无钱打和尚，九如莫改名，家庙是祠堂。”意思是嘱咐腊狗要宽以待人，为今后生活多留后路。自己生前借出去债尽量不要去催去讨。特别对九如桥、百家巷的老街坊，要多多联系，不能得罪他们。他们受过沈家的恩惠，你对他们好就能有饭吃。另外，沈家庙也是沈家的祠堂，家产都在里面，你一定要好好照管，管好了，祖宗会保佑你。如果实在生活上有了困难，你可敲打庙中的铜和尚，那样就可以度过难关了。

　　沈元喜去世之后，疏懒愚钝的腊狗还是游手好闲，成天躺在九如桥上混日子，肚子饿了就转到百家巷吃饭，百家街坊轮流招待，确实是诚心诚意的。过了一些时，腊狗不晓得从哪里打听到自己父亲与众街坊订条约的内情，于是把脸一抹，竟挨家挨户去百家巷催讨欠债欠息，硬是把这些钱讨完花尽才罢休。百家巷街坊看腊狗这样无情无义，慢慢也都跟他断绝了来往。他失去了吃现成饭的地方，又不想做事赚钱，于是开始变卖房屋家产，碰到手头无钱时，他就跑到沈家庙大吵大闹，拿守庙的老伙计、和尚们出气，扬言道父亲说过要他“无钱打和尚”。和尚伙计们受不了他的打骂纠缠，慢慢也都离开沈家祠堂另找生路了。当腊狗不停地变卖家中资产店铺时，祠堂里的金和尚也被有心人盗拿一空。

　　天长日久，坐吃山空，腊狗成了蓬头垢面、破衣烂衫的叫花子，每天只能在父亲当年收荒货拣渣滓的地方沿路讨饭，吃别人不要的馊菜剩饭。一个滴水成冰的冬天，有人在长堤街保寿桥下看见沈腊狗的尸体，身上只裹着一条装麸皮的破麻袋。

　　沈家庙从此败落，可沈家两代人的遭遇却在武汉三镇广为流传。老汉口人总是喜欢用这故事教育后辈们自强自立。

　　〔张之洞智斗俄国佬〕

　　武圣庙位于汉正街，在这座庙里曾经发生了一起有趣的故事。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统管两湖两广的军政大事。这个人比较开明，看到清政府向外国割地赔款，老百姓受洋人欺负，于是就主张施行新政，富国强兵，走实业救国的路。

　　他主持筹款修建的汉阳兵工厂从龟山头一直摆到了邱家台，当时在全国都有相当的名气。

　　兵工厂修起来了，可到哪里去弄造洋枪洋炮的图纸呢？英国佬、美国佬都对此保密，兵器图纸从来不让中国人沾边。张之洞为这个事费尽心思也想不出好法子。

　　正巧，俄国佬看到英美两国都在湖北耀武扬威，自己想插一手。专门从西安拖来一门大炮，想吓一吓张之洞，好抖点狠气出来。

　　大炮运到汉口，俄国人下帖子请张总督去参观。张之洞接到帖子心里一喜，觉得机会来了！可转头一想，这俄国人决不会让我们大大方方地去拆炮画图纸，于是左思右想，想出个两全其美的绝法来了。

　　他叫当差的回话说，张大人被皇帝召到京城汇报去了，打个来回得十来天。又吩咐手下人把俄国炮先安置在武圣庙大殿左厢房里，把门锁紧，贴上封条，还让俄国人检查了一遍。俄国人见安排得这么牢靠，也就安心地回租界去吃喝玩乐去了。

　　俄国人前脚走，张之洞后脚就派人把厢房后墙打了个洞，派了几个内行人进去三下五去二把俄国炮拆散了架，加班加点对照各个部件尺寸画了图纸，然后按原样组装完毕，封好墙洞，没有漏一点马脚。

　　没有过多久，汉阳兵工厂就照图纸造出了一门大炮，可是，不晓得哪个地方没到位，不论怎样摆弄，炮就是打不响。兵工厂的管事急得不得了，赶紧向张之洞报告。哪晓得张之洞听后像没有事一样：“慌啥事？你只管把我们的炮也拖到武圣庙右厢房去，照样锁门贴封条。再派人去把俄国炮的点火部分弄坏它。别的你不管。我们的炮我有法子叫俄国人修！”管事听得糊里糊涂，又不敢插嘴，只好照办。

　　两门炮都安置妥当后，总督府放出风说张大人从北京回了。于是俄国人马上就约张之洞到庙里去看炮。张之洞从头到尾把俄国炮打量了一遍，故作惊讶地说：“哎呀，你们俄国人为何学我们一样做炮？”俄国人不服气。张之洞就叫人打开右厢房的门，里头果真有一门跟他们一模一样的炮，当时就傻了眼。俄国人为了不丢面子，一口咬定说：“这炮样子虽然差不多，但威力肯定不如我们的。”张之洞摸着下巴一笑：“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是红是黑，当场比试比试，如何？”俄国佬哪晓得他事先派人做了手脚的，于时动手抬高炮身，想露一手。拆坏了的炮自然打不响，这下子急得俄国人冷汗直冒，慌忙找原因现场修理，人手不够只得请中国工匠帮忙。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兵工厂的工匠在给俄国人帮忙时立刻就找到了大炮哑火的窍门，结果，俄国炮打响了，中国炮也打响了，一娘所生的儿子，你能分得出高低来？俄国佬被张之洞戏弄了一场，什么便宜也没有捞到。后来，汉阳兵工厂的人都说：张之洞这个人是筛子脑壳——心眼多。

　　〔宋炜臣当街卖“洋水”〕

　　清宣统元年（1909年）盛夏，武汉三镇酷热难当，发威的太阳烤得汉正街石板路发烫，把沿街大小铺面的一干人等逼到阴凉的地方喘粗气，靠凉茶和扇子打发时光。精明的汉镇既济水电公司总经理宋炜臣瞅准这火候让宗关自来水厂建成投产，并以最快速度保证了汉口各供水站同时通水。他原指望公司能借此大赚一笔。没想到开业几天，各供水站门前竟冷冷清清。热渴难耐的市民们依旧宁愿花钱去买从长江、汉水挑来的水饮用，也不肯沾水厂供水站的边。

　　百思不解的宋炜臣派人四处打探才摸清了问题的症结：就像老汉口人把煤油称为“洋油”、火柴称为“洋火”一样，汉口市民把经机器加工过滤的自来水视为“洋水”。他们误认为长期饮用明矾澄清的江河水的国人，如果喝了“洋水”就会水土不服，轻的呕吐腹泻，重的还会中毒丧命，故此对自来水疑虑重重，避而远之。

　　宋炜臣为了尽快消除市民的疑虑，扭转这种炉子靠水缸——你热我不热的被动局面，决定亲临现场，以身示范。于是他专门挑选了一个烈日当头的正午，坐上四抬绿呢大轿，由合作路的总公司出发，穿过夹街走进匾牌林立的汉正街，吸引了一大群看热闹的人。大轿在既济水电公司汉正街的供水站停稳，宋炜臣从容下轿，向围观民众施礼后侃侃而谈：“各位父老兄弟，本人就是汉镇既济水电公司的总经理，今天是专门来向诸位介绍敝公司的自来水的。社会上谣传这种洋水发浑、不干净，中国人喝不得，喝了有伤身体，甚至还说喝了自来水会中毒，这是完全没有科学道理的。本人虽说不在武汉土生土长，但也是与各位同根同祖的炎黄子孙，现在本人愿意当着各位的面喝下这自来水，用来证明那些谣言是没有根据的！”说完之后，便当场叫员工从供水站水笼头里放出一满杯清亮的自来水一饮而尽，随后抹抹嘴巴笑嘻嘻地向四周拱手致谢。

　　宋总经理当街试水的举动胜过无数广告，随即传遍汉正街，波及全汉口。自此，汉口饮用自来水的民众日渐增多，市民的饮水观念也由此产生了根本的变化。

　　宋炜臣不仅是武汉自来水企业的首创者，而且成为武汉历史上饮用自来水的第一人。

　　〔9岁小书法家曾玥〕

　　汉正街附近紧靠长堤街的观音阁，是一座建筑雄伟的寺庙。长年游人香客不断，十分有名。这除了它周围风景优美，阁内丈六观音木像雕刻精致外，还因为雍正年间，汉口一位9岁的书法家曾玥，为它题写了“觉悟群生”四字大匾额，书法秀劲有力，吸引了不少游人。

　　据清道光二年（1822年）刊行的范锴《汉口丛谈》记载：“（曾）玥，字一峰，汉口人，幼聪慧，异常儿。逾冠而夭，以诸生终。”大观音阁门前的“觉悟群生”四字，是他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9岁时所书。可惜封建时代不重视人才，这位早熟的书法家刚过20岁便夭折了。《汉阳县志》记载他为观音阁书写“觉悟群生”四字大匾时，因为字体太大，当他写到“觉”字最后一钩时，因年龄小力量不够，“乃以足助之”。

　　曾玥不仅能书，而且善诗。但留存至今的只有《汉口丛谈》中引用的一首《为刘明府题画》诗：“几点胭脂染作霞，游蜂误认夕阳斜；放衙罢后浑无事，好看栽来满县花。”在一般应酬的诗作中，要算是写得较为清新的。可惜，作者早逝，“觉悟群生”的匾额也在咸丰初年被毁，曾玥的手迹已经很难见到。据《汉阳县志》记载，在大别山南，有大石刻“状元石”三字，亦署“童子曾玥书”。大别山即汉阳龟山，如果“状元石”三字仍在，则是这位小书法家留下的唯一墨迹了。

　　〔天王设计出奇兵〕

　　紧靠汉正街附近有一条街，旧名关帝街，街中有一庙，名曰“关帝庙”。这座庙是清朝道光年间，山西和陕西的商人合伙出资修建的。这一带流传着天王洪秀全在庙内设计渡江攻城的故事。

　　传说清咸丰二年（1852年）冬天，太平军攻克了汉口和汉阳，天王洪秀全就住在关帝庙内，部署和指挥攻占武昌的战斗。当时武昌是省城，城墙又高又厚，由巡抚常大淳和提督双福据守。他们为了阻止太平军攻城，下令把城外的民房全部烧掉，大火烧了四天四夜，城外一片焦土。他们以为凭借长江天险，就可以阻止太平军进城。顽固的双福狂妄地说：“长毛就是插翅也飞不过长江！”

　　天王巡视了阵地后，感到硬攻实难奏效。为此，他日夜苦思对策，弄得食不甘味。士兵们看到天王不思茶饭，便特地弄了一碗甲鱼汤，用大碗盛了满满一碗饭，好让他吃个饱。天王一面扒饭，一面思想计谋，不知不觉地把碗边的饭扒了一个洞。因饭盛得太满，下面扒了洞后，上面饭粒塌下来，洒了一桌。天王一看，不觉大喜过望，顺手把筷子往汤碗上一放，用手一拍大腿，高叫“有了！”原来他想出了可在城墙下面挖洞，然后用炸药炸塌城墙，再由炸开的缺口攻进城去的妙策。刚刚解决了一个难题，渡江的难题又来了。当天王一看到搁在汤碗上的筷子时，猛然省悟到可以在江面上架浮桥。于是，天王顾不上吃饭，立即下令，连夜架设浮桥，派人在武昌城墙下面挖洞。战士们打着火把，一夜之间便用木船架好两座浮桥，由汉阳直达武昌。

　　谁知正当太平军准备攻城的时候，忽然一夜江上恶风大作，两座浮桥全被吹散，还沉了十几只船。天王接到报告，不觉又愁上心头。晚上，他看着殿内的关羽塑像，随手拿起一本《三国演义》在烛光下翻着。刚好翻到赤壁之战那一回，书上写着庞统向曹操献连环计，建议曹操把战船用铁链锁起来，上铺木板，士兵在上面往来，如履平地。天王看到此处，觉得此计甚好，马上下令，连夜再架浮桥，架桥的船首尾用粗铁索相连，上面再铺上大木板，用大铁钉钉牢。第二天，两座新浮桥又架成了。

　　腊月初四深夜，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天王下令立马渡江攻城。战士们悄悄地从浮桥上突然过江，午夜，只听得惊天动地一声巨响，武昌城被炸开了一道二十多丈长的口子。这时，守城的清军正在蒙头大睡。太平军八勇士手执红旗，首先登城，其他战士纷纷涌进，清军一个个抱头鼠窜。天王派人传令，“官兵不留，百姓勿伤”。武昌城很快被攻下了。

　　〔邹家飞来金罗汉〕

　　民国二年（1913年）农历正月十三，汉正街的生意人，还泡在春酒里舍不得醒，新街口的邹协和银匠楼早已打扫店堂，开门迎客了。这家银楼是江西省丰城籍银匠邹济之、邹润之、邹源之、邹澄之四兄弟合伙兴办的。他们在汉口风里雨里，打工学艺熬了十年，好不容易才凑足本钱，自立门户，当起了小老板。因此，晓得创业来之不易，做起生意来比别人更下神，也更勤快。

　　当时，汉口金银首饰帮叫得响的大多是财大气粗的江浙帮商人，他们认为邹协和银匠楼是行帮里的小虾米，三不知总是把点亏他们吃。邹家兄弟也明白自己本小利薄，胳膊扭不过大腿，平时吃了闷亏也只有装孬，但是，暗地里却定下了“银饰为主，金饰为辅”的方向，发奋通过诚信待客，勤扒苦做在汉口同业中出人头地。

　　可能是人们忙着扎花灯，过元宵，邹协和这天开门后硬是没有谈成一笔生意。眼看就要开中饭了，突然进来个胡子拉碴、衣衫破烂的老和尚，一声“阿弥陀佛”过后就大模大样地坐下来。伙计们心里正烦，看到这个化缘的来凑热闹，正要撵他出去，不想老板邹济之却亲自从柜上迎下来，吩咐小伙计奉酒备饭相陪。

　　那老和尚像是从饿牢里放出来的，只说了“多谢施主诚意”6个字，也不与邹济之客气，一个人风卷残云一般大嚼起来。酒足饭饱过后，这才用袖子抹抹嘴巴对邹老板发话：“老板，老僧这里有个玩艺不知宝号收是不收？”说完，从怀里摸出个白生生的银罗汉递过来，看样子有斤把重。

　　邹济之把那银罗汉捧在手上琢磨了几袋烟时辰，上看、下看、左看、右看，最后长叹一口气毕恭毕敬奉还给老和尚：“长老，收购金银饰品是敝店的业务，只是您家这个罗汉恐怕不是纯银的呢……”老和尚眼睛一翻，头上青筋直暴：“难道我这银罗汉还是假货不成？”

　　邹济之连忙拱手解释：“长老息怒，绝无此意。小可倒是认为这罗汉并非纯银所铸，其中含有不少分量的赤金——故此小店怕一时拿不出足够的现钱支付长老。”

　　老和尚摸着胡子哈哈一笑：“不瞒老板说，贫僧今天带着它已经跑了武昌、汉阳、汉口的十多个金银号，家家老板都借口罗汉成色太低，恶意压价。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既识货、又不欺心昧财的人。看来，汉口的生意人也不是个个都又奸又狡哇！”

　　老和尚慷慨大度地把银罗汉往柜台上搁：“就冲着你的这份热心坦诚，钱多钱少我都要卖给你们，绝不让老板为难。”邹济之初步估量了一下，取出柜上所有资金，又到隔壁酒楼暂借一些，加在一起付清了收购银罗汉的钱。老和尚临走时拍着邹济之的肩膀说：“贵店经营如此诚信谦和，尔后定能生意兴隆，财源茂盛。”说完拱手而别，飘然而去。

　　后来，邹家从这尊罗汉中提炼出不少赤金，资本大为增长，业务逐渐发展。十几年后，邹家四兄弟在汉口先后开设了邹协和等金号10家、典当铺5家，盈利购置房产达200余栋。邹协和金号不仅与江浙帮平起平坐，经营业务还胜过他们一头。

　　〔薛坤明打工剽手艺〕

　　民国三年（1914年）春季，汉正街各大小杂货铺柜台上陆续摆出了一种本地产的肥皂，价廉物美，很受欢迎。一打听，这种产品是设在汉口土的民信肥皂厂生产的，老板姓薛名坤明，工厂资金逾万，两年前薛坤明是英商福利洋行的职员。

　　薛坤明是个有心人，他在洋行服务时就看到西洋肥皂在汉口市面比较畅销，利润不薄，于是产生了自办国产肥皂厂的想法。为此，他专门办了一桌丰盛酒席，请求在租界日本制皂厂当推销员的朋友鲁寿安帮忙出点子。哪晓得鲁寿安只管推销，不懂技术，还透露日本商人对肥皂的生产工艺严格保密，车间前后门都派人把守，外人根本无法接近。厂里雇用的中国工人，只能按日本技师的指令做事，不准乱闯乱问，关键岗位的工人规定要住在厂内，平时不许随便外出。薛坤明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决定乔装打扮，深入虎穴，设法通过打工剽学日本的制皂工艺。他一再拜托鲁瞅机会引荐自己进厂打工。

　　无巧不成书，十几天后正好有个南京籍工人因母亲病重要请假回家尽孝，制皂厂日本大班便想请一个顶替的临时工。鲁寿安赶快把这消息通知了薛坤明。薛坤明当机立断，借口胃病向洋行请了长假，剪掉小分头，脱去西装，穿着布衣、布鞋，土里土气地由鲁寿安介绍进厂当了替工。

　　进厂之初，薛抢着做脏活累活，很快博得了日本大班的欢心。一天刚下班，薛坤明正满头大汗地在清场子，日本大班走过来：“你叫什么名字？”薛坤明笑眯眯地回答：“我叫薛大发。”大班说：“什么大发？是不是大大的发财？”薛坤明回答：“工厂大大的发财，我也大大的发财。”大班见他勤快机灵，连声称赞，戒心完全消除，并决定将他转为正式工。事隔不久，薛坤明开始向大班诉说自己家里上有老下有小，需要照顾，要求能每天下班后回家料理，不想大班竟一口答应了。

　　薛坤明懂得英文，因此认得各种桶装原料的产地、名称和用途。于是他开始白天细心观察日本技师制皂的配方比例和熬制工艺，下班回家便一一记录下来，再托人在洋行买相应的散装原料，每晚在家里反复琢磨试验，总结经验教训。如此数月，他终于掌握了日本皂厂完整的生产工艺技术，由外行变成内行。

　　技术到手后，薛坤明假借母亲生病离开了日本皂厂，同时也辞掉福利洋行的工作，筹集资金办起了民信肥皂厂，开始生产中国肥皂，与洋肥皂争夺汉口的市场。

　　由于旗开得胜，士气大振，又有鲁寿安协助销售，工厂生产业务不断发展。到了民国十四年（1925年），薛坤明又在硚口宗关附近低价买进德高雄黄厂厂房，改修扩建为汉口太平洋肥皂厂，年产量曾高达10万箱之多，成为汉口镇小有名气的企业之一。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他投资在厂门前修筑了一条马路，并以厂名冠名为太平洋路。

　　〔李包创制热干面〕

　　热干面浓香爽口，风味独特，是武汉人过早的首选食品，它与油炸面窝、发米粑粑等形成的武汉风味小吃系列闻名全国，历经数十年而不衰。改革开放初期，有位鹤发童颜的归国华侨重返故里，第一天清早，他就专门点名要热干面作早餐，可见其声名之深之广。

　　一谈到热干面，大多数武汉人都不会忘记有名的“蔡林记”热干面店，却很少有人了解蔡林记之前的热干面发明专利人——熟食小贩李包。

　　李包大名不传，只因颈子上长了个肉瘤而得名。20世纪30年代初栖居于硚口关帝庙棚屋区，长年挑着担子摇着拨浪鼓在汉正街、长堤街一带沿路叫卖凉粉和汤面，日子过得很紧巴。有一年夏天的傍晚，他精疲力竭地挑着没卖完的面条回家，因为担心剩面过夜后变馊了，就把它全部煮熟了晾在案板上，谁知不小心撞翻油壶，香喷喷的麻油全泼到面条上。李包又心痛又后悔，只好顺势把熟面与泼出的油拌匀摊凉，指望第二天卖几个钱救几个钱。

　　第二天清早，李包赶紧挑上这些面上街，把它先在滚烫的开水中热一下，干捞起来配上佐料出售。顾客们见这种面做法不同于平日的汤面，既干又有味道，就你一碗我一碗纷纷买了去尝新，吃得津津有味。有人问起这种面的名字，有苦难言的李包灵机一动，随口回答说：“这是我根据您家们的口味专门制作的既热又没有汤水的‘热干面’唦！”于是，热干面就开始在汉正街一带流传开来，受到越来越多的顾客的喜好。李包见热干面的销路比凉粉和汤面好卖得多，就开始转为独家经营，后来又配上伏汁酒或绿豆稀饭，生意越做越红火。李包的名声由此走出汉正街，扩展到整个汉口地区，继而传遍武汉三镇。热干面也被多家小贩效仿，逐渐成为武汉市民情有独钟的早点。

　　20世纪30年代末期，汉口满春路口建起一家挂牌“蔡林记”的热干面馆，蔡林记不断继承、改进李包的热干面制作工艺，根据顾客的口味在金黄油润、细腻柔韧的热干面中加入芝麻酱、胡椒、味精、酱菜、虾米等佐料，拌上小磨麻油或辣椒油等，使热干面色香味俱全，老少咸宜，成为三镇民众的早餐佳品，名声遍及国内外。它与山西的刀削面、两广的伊府面、四川的担担面、北方的炸酱面一并称为中国五大名面。

　　至于李包与蔡林记有何联系，史无可考。但李包首创热干面以及热干面在汉正街一带的盛行，的确在蔡林记成名之前。这应是不争的事实。

　　〔苏恒泰加料雨伞〕

　　清朝光绪年间，汉正街市场关帝庙一带形成雨伞集市，湖北黄陂及湖南湘阴、湘潭、长沙等处商家在这里开了大大小小十多家伞铺，生意红火，三镇闻名。其中坐头把交椅的当推苏恒泰伞铺，他铺里卖的竹骨纸伞精细、色彩鲜亮、油质厚实、轻巧耐用。这种伞拿在手里轻轻一推，“啪哒”一声，伞面就稳稳张开，下再大的雨，伞骨、伞纸都难得损坏。有人说笑话，撑苏恒泰的雨伞从高位置往下跳，一般伤不到哪里去，好像就是降落伞。

　　据传，苏家伞铺清同治三年（1864年）在关帝庙魁斗巷口开业时，只是个小板壁门面，生意也很一般。后来从湖南请来几个技术好的做伞师傅，不断改进工艺，提高质量，生意才慢慢兴旺起来，在汉正街制伞的同行中有了点小名气。

　　苏恒泰的牌子打响了，生意做发了，老板对手下的人反倒扣斤克两，越来越刻薄，搞得师傅和伙计们心里怨气重重。

　　有一年春上，武汉梅雨连绵，两个月硬是没看到过太阳影子。苏老板瞅准这个赚大钱的时机，催着师傅伙计加班加点，要赶做出一批雨伞上市，打算好好地发一笔财。可是，加班时又闭口不谈发加班工钱的事，看样子是想装马虎赖掉。师傅伙计们便暗地商量，想出个让老板吃亏的好法子。他们有意在纸伞上油时多刷几道桐油，一来多用料，二来让伞短时间干不了，拖过旺销时节，害老板赚不成钱。这着棋果然立竿见影，整个雨季苏老板看着一把把油糊糊的纸伞硬是干不了，急得跳脚，白花花的银钱都被同行们赚去。万般无奈，只好把它们撑开存进库房。

　　苏老板吃了闷亏不服气，也想出个高招报复师傅伙计。他故意装孬，推说铺里的雨伞积压，手头紧张，迟迟不发已到期的工钱。那个年代物价飞涨，师傅们拿不到工钱，家里就得断炊，都跑去找老板讨说法。老板乘机提出用库存雨伞抵付工资的建议。师傅们为了填饱一家老小的肚子急需买米下锅，也只好硬着头皮去钻苏老板的笼子了。

　　条件谈好，苏老板打开库房，让师傅们按折价各自去拿那批放了几个月的雨伞。哪晓得等他们抹去伞面灰尘，这些伞每把都油光透亮，质量比往日的强几倍。他们扛着这些货出来，有的还没到家在路上就被沿路店家行人抢购一空，而且还卖了好价钱。挨整的师傅伙计们因祸得福，个个都笑眯眼。

　　这批伞一卖，一下轰动了汉正街四坊八巷。隔不几天，来了一大群商贩指名道姓向苏恒泰订做师傅伙计卖出的那种伞。苏老板这下又喜又急，他一不晓得做这种伞的窍门，二又没有能力一下赶出这多货来。为了不放走到手的生意，苏老板只得向师傅伙计们赔小心，答应他们的合理要求，保证从今往后再不马虎他们了。

　　师傅伙计们看老板真的认错服输了，这才答应用加料的新法子重新开工，制作新伞供应市面。从那以后，苏恒泰的加料伞名声越来越响。凡是到苏家伞铺买伞的人，不论老少男女，只要你提出要求，铺里都可以当面再在新伞上加刷一道桐油。这种伞确实比别家的货结实经用许多。

　　〔夹街大火与叶开泰药店〕

　　明朝万历年间，安徽徽州人叶文机为躲避战乱，经江苏溧水辗转流落到汉口镇，在汉正街鲍家巷开了个叶开泰药室，悬壶问诊，行医荐药，以谋生计。

　　这叶家世代行医，医术高明，汉口镇十里长街和四乡八野的疑难杂症病人，只要到叶开泰拿脉问诊，按方抓药服用，居然大多康复如初；加上叶家为人厚道，乐善好施，大凡街坊邻舍有什么大灾小难，总肯尽力相助，广结人缘。久而久之，叶开泰药室生意越来越红火。时隔几年，就改名叶开泰药店，在夹街陶家巷买地盖起叶开泰总号，相继在三镇和外埠设立分店，发展成在湘、鄂、豫、陕诸省颇有名气的中药字号。

　　叶家生意发了，家业大了，但牢记祖传淳厚家风。店内制售的膏、丸、丹、散各类药品，从不掺杂使假、不以劣充优。灾荒年月，药店还免费为灾民义诊送药，深得汉口镇民众称道。

　　清咸丰年间，叶家又出了个官至两广总督的叶名琛。此人为官清廉，处世刚直，在广州因抵抗洋人人侵，被英法联军俘获后囚禁在印度，受尽折磨，至死不降。这件事更使叶开泰药店声名远播，受人敬重。

　　清末某一年秋天，天刚刚黑，叶家药店正预备关门打烊，店堂内闯进一个蓬头垢面、破衣烂衫的老道人，口称：“善哉，善哉，请宝号行个方便。”叶老板见这老道人十分可怜，连忙叫伙计到后堂端茶备饭，安顿他坐在大堂柜台边受用。那老道人也不讲客气，将端上来的饭菜一扫而光。茶足饭饱之后，他开始在店堂内打转转，口中念念有词：“一个人两个脑壳，一个大人两个小人”。伙计们听到这上不沾天，下不沾地的疯话莫名其妙，都围在旁边看热闹。

　　这时，叶老板看见老道人左脚布满脓浆大泡，晓得这是开水烫伤的，又亲自从柜上拿出店内精制的“江猪子油”送给他擦用。老道人擦遍伤处，转身却在店堂墙角里拉起尿来，把叶老板和满店伙计看得目瞪口呆。老道人尿完，系好裤子，笑咪咪地对众人说：“我拉的尿不臊，我拉的尿一点也不臊。”说完后抬脚出店，扬长而去。就在这天半夜，夹街上不知哪家油灯打翻，引发大火，街头巷尾，顿时一片火海，一直烧到天朦朦亮，大火才见熄灭；夹街沿路店铺民居，损失惨重，唯有叶开泰药店除了院墙被烟火熏黑几块之外，店内药品财物，居然完好无损。

　　众街坊十分纳闷，都跑到叶家来看个究竟。店内的伙计们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忽然有个人记起昨晚疯道人来店之事，大家七嘴八舌，东拼西凑，倒还悟出老道人的疯话里大有文章：“一个人两个脑壳”，不就是个“火”字？“一个大人两个小人”，原来是个“夹”字！这明明是在告诉叶开泰药店，夹街要发生火灾了，可惜当时在场没有一个人悟到这个含义。而叶开泰药店因平时从不伤天害理，又善结人缘，所以老道人为此特来相助，并在临走时在店堂拉尿，连说两遍：“我的尿不臊”。这“不臊”即是“不烧”的谐音，因此叶家药店能在夹街大火中安然无损。

　　夹街大火之后，叶家药店越发遵从祖训，不卖假药，不赚昧心钱，济世助人，与人为善，在店堂挂起“修合虽无人见，诚心自有天知”的匾联，把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作为经营的根本。此后，叶开泰药店生意更为发达，与北京同仁堂、杭州胡庆余、广州陈李济齐名，成为中国著名四大中药店之一。

　　至今，汉口老一辈人一提起参桂鹿茸丸、八宝光明散和虎骨追风酒等叶开泰的传统名药时便赞不绝口，津津有味地讲述有关叶开泰的许多传说故事。

　　〔梅兰芳汉口品河豚〕

　　俗话说：“舍命吃河豚。”河豚鱼虽有剧毒，然而操作得法，却是一种绝佳美味。据说这鱼身上有个毒腺，内行的厨子晓得把那毒腺部位挖掉，然后再下锅烹制，就做成一道有特色的上等佳肴，胆子大又有钱的主儿最喜欢吃这种又鲜又刺激的名菜。万一吃它中毒也不要紧，多喝点人尿就能解毒。清末，汉口汉正街下首鲍家巷旁有个酒楼武呜园，就靠烹调河豚而名扬三镇。

　　据考，汉口人吃河豚的历史应该在清朝道光年之前。因为道光年间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中，就有“鱼虾日日出江新，鳊鳜鮰斑味绝伦”一句。词中说的斑鱼就是当时河豚的又一俗名。

　　民国八年（1919年），京剧名角梅兰芳应合记大舞台经理赵子安之邀首次来武汉巡迴演出，同行的还有王凤卿、姜妙香、朱素云等一批名角，消息传出，汉镇戏迷票友喜不自禁，巴不得早一天一睹梅郎芳容，美美地过一把戏瘾。

　　梅兰芳一行一到武汉，按老规矩在演出前要到三镇的一些头面人物家中登门拜望，称作“拜客”。而被拜望的人也要摆酒设宴为他们接风洗尘，以尽地主之谊。于是梅兰芳等理所当然被请到武呜园酒楼品尝汉味河豚。那天，听到消息的戏迷们络绎不绝地前去“观梅”，搞得汉正街集稼嘴一带像过节一样热闹，留下一段“名伶名肴两相彰”的梨园佳话。

　　酒宴结束后，梅兰芳对河豚赞不绝口，回到北京还时常对人说：“汉口的馆子，数武呜园最好。”让汉口的武呜园和特色河豚菜肴声名大振。直到过了十几年，还有人就梅兰芳在汉口吃河豚之事专门在《镜报》上发了首竹枝词追忆此事：“口之于味亦犹人，到底梅郎赏识真，舍命但求能适口，武呜园中吃河豚。”

没有想到，在日本侵略军攻进汉口后，创建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的武呜园终于被迫关门停业，汉口市民从此也失去了品尝河豚美味的好去处